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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支持日本新安保法案看德防务战略与亚洲政策

  2015年9月19日,日本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案,国际社会一片哗然。然而,与日本同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却对此表示欢迎和支持。德国外交部副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德国正带着极大的兴趣对日本审议新安保法案进行关注和讨论,并欢迎日本在国际维和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德国的这一立场,引发了人们对该国防务战略和亚洲政策的深刻反思。
  
  防务战略:从军队重建到积极作为
 
  冷战时期:借冷战重生和复兴
  二战结束后,原纳粹德国的军队全部被解散。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后,军队重建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西欧国家特别是法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在美国支持下,联邦德国对《基本法》进行了修改,在“武装力量仅执行国土防御及参与北约集体防御任务”的前提下,于1955年建立了国防部和国防军,并加入北约和西欧联盟,实施“前沿防御”战略,将武装力量指挥权上交北约,甘愿担当北约“灵活反应”战略的“马前卒”,从而为自身安全提供了屏障,也获得了发展防务力量的理想环境。
  鉴于二战后的特殊处境和冷战时期的特殊地位,联邦德国不仅将安全问题置于国家政策的中心地位,而且将国防军建设视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对北约组织做贡献的重要保证。1966年12月,时任政府副总理兼外长的勃兰特公开表示:“加强防务是联邦德国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国防军在北约的地位举足轻重。政府将向国防军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资金,使其能够完成保卫和平的使命,并维护联邦德国在联盟内的影响。”
  经济和工业的高速发展,为联邦德国的国防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从1955年到1973年,联邦德国军费从73.83亿马克增至319.08亿马克,增长了332.2%,分别比英国和法国高出218和49个百分点。在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武器生产已从依靠进口和仿制逐步发展为自行研制和合作生产。到了20世纪70-80年代,联邦德国的军事工业更趋成熟,许多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已达国际先进水平。联邦德国由此成为北约的“欧洲支柱”。
 后冷战初期:借联盟政策谋求大国地位
  随着冷战结束和东西德统一,德国不仅完全恢复了国家主权,而且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此外,随着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加入北约,德国东部边界形成战略缓冲地带,德国地缘战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欧洲“心脏”地位进一步突显。在此情况下,德国继续推行联盟政策,与北约、欧盟、欧安组织以及联合国开展军事安全合作,并积极参与政治、军事行动。1993年5月,德国国防军派遣运输支援分队参与联合国在索马里实施的第二期维和行动,这是德国首次派遣军事人员赴传统防区外执行军事任务。1994年7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决议,正式赋予政府“派遣武装力量走出国门与防区,执行国际和平任务”的权力。1999年,德国参与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这也是二战后德国国防军首次参与作战行动。
  德国借助联盟平台参与国际安全事务,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引起其他国家的担忧,并通过对盟国的安全贡献增加自身安全系数,改善德国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则是借此谋求与其他大国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进而争取欧洲事务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与此同时,德国国防军在参与国际军事行动的过程中提高了应对信息化战争和多元化安全威胁的能力,为海外作战积累经验,并为未来的国际较量做准备。
后9·11时代:反恐为德国防务发展提供新契机
  9·11事件在震撼世界的同时,也对德国的安全观念和防务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德国政府在2006年发布的《德国安全政策和联邦国防军的未来》白皮书中指出:“安全环境的剧烈变化带来了新威胁,德国必须采取一系列外交、安全、防务和发展政策。联邦国防军作为德国安全和防务政策的重要手段,主要任务包括:为外交行动提供保障;为欧洲和全球安全稳定做贡献;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为盟国防务提供帮助;促进国际合作。”白皮书授权国防军履行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作战行动,并综合运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进行冲突预防和危机管理。时任德国国防部长的斯特拉克曾公开表示:“联邦国防军在紧急情况下可参加世界任何地区的多国军事行动,包括高强度作战行动。”国际舆论认为,这是德国借反恐之机,正式实现防务政策在地理范围和任务范围的双重解禁。
  迄今为止,德军已向海外派遣军事人员超过20万人次,目前在科索沃、黎巴嫩、土耳其、塞内加尔、南苏丹、马里以及地中海和亚丁湾等地区仍部署约6700名官兵。此外,近年来不少德国政要和智库高调宣称,应“放弃克制外交,奉行有为外交”…… “积极参与塑造世界秩序”等。韩国《朝鲜日报》撰文称:“美国将防务重心转向亚太和削减欧洲驻军规模,为德国提升军事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德国在未来可能会成为欧洲防务的‘领头羊’,取代过去英国和法国的地位。”
  
  亚洲政策:机遇与挑战并存
  亚洲战略地位上升
  在德国看来,冷战结束后,亚洲的战略地位日益上升,不仅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强劲、最活跃的地区,而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他世界大国也越来越重视亚洲。美国开始将战略重心东移,并出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俄罗斯提出了“21世纪亚太”战略,表示将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和共同发展谋求安全,发展同该地区各伙伴国的军事、政治及战略关系。英国积极发展与印度等传统英联邦国家关系,力图恢复和扩大在亚洲的影响。法国也在努力重返印度支那等地区。为此,克劳斯·金克尔在1992年出任德国外长后直截了当地指出:“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德国经济必须出现在亚洲国家市场。德国必须加强对亚洲地区事务的参与,必须重视日本、中国和东盟。”
  亚洲还是德国在战略上参与和配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积极推行 “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地区。例如,在朝鲜问题上,德国将实现对朝核设施的核查作为改善德朝关系的先决条件。在伊朗问题上,德国积极参与英、法、美、俄、中等国代表组成的六方会谈机制,并向伊进行斡旋和施压。德国联邦议院曾于2007年10月提出:“德国需要以战略眼光审视亚洲,并与伙伴国协调,制定一个多层次的亚洲战略。”
全面执行亚洲政策措施
  在推行亚洲政策方面,德国确定了三大利益领域:经济利益(包括投资、贸易和科技合作等);地缘政治利益(包括维护和平、反恐和防扩散等);全球利益(包括资源和环境保护、全球治理等)。为此,德国采取多方面举措,努力发展与亚洲国家关系,力图扩大德国在亚洲的影响。
  德国政府公开表示,亚洲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商机,德政府将与经济界和科学界一道着手与亚洲国家建立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德国联邦议会专门设立了“亚太经济委员会”,负责加强与政府部门和企业界就与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等问题进行协调和联系,并开展对亚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研究,为联邦政府和企业界提供咨询。德国政府不仅鼓励克虏伯、西门子、大众汽车和汉莎航空等商业巨头打入亚洲市场,还大力支持广大中小企业广泛参与亚洲市场的合作与竞争。
  在安全问题上,德国通过参与阿富汗等地区安全事务,与日本、韩国等建立起安全伙伴关系,并与中国和印度等国积极开展安全对话。德国还努力推动在政府层面以下(例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及其他二轨安全对话机制)与东盟国家开展安全政策对话,并进行安全合作,如军事教育与训练合作等。此外,在全球治理方面,德国积极主张欧洲和亚洲与美国共同建立“全球治理”伙伴关系,合作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等全球化挑战。
制约因素不可忽视
  德国位于欧洲的“心脏”,但目前在亚洲仍然只是“次要的安全政治行为体”。事实上,德国在亚洲并没有直接的安全政策利益和军事存在,对亚洲地区安全利益也缺乏清晰明确的界定。德国在东亚地区没有制定盟国政策,而是致力于与所有地区伙伴建立和维持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
  德国对日本新安保法案表示欢迎,虽然有寻求亚洲政策再平衡的考虑,但也同样暴露出德对亚洲利益界定的缺失。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合执政协议》中,将日本界定为“志同道合的重要伙伴”,将中国和印度界定为“利益高度相关的挑战者”。但是,对于亚洲安全问题,德国乃至整个欧盟内部迄今尚未进行全面系统的研讨。对于亚洲地区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特别是可能爆发的武装冲突,德国和欧盟应该如何定位,采取何种政策和措施,目前也没有定论。事实上,作为欧洲以及西方阵营的成员,德国在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与美国有着共同利益,对于亚洲安全等问题的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受到美国的影响。但是,亚洲地区的安全局势显然与德国和欧洲的利益密切相关,特别是地区冲突升级可能会对海上运输通道构成威胁,阻碍全球贸易和运输,从而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最终将损害德国自身的利益。
  
  德日合作:全方位发展
 
  政治方面:共同努力推动实现国家正常化
  寻求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日本新安保法的重要内容。这对于德国而言并不陌生。事实上,德国在实现国家统一后一直在努力争取实现国家正常化。1994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基本法进行了修改,增加了有关加入集体安全体系的条款,从而实现了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使德国在北约的框架内向北约以外地区派遣军队成为可能。对于受到同样政治束缚的日本采取相关举动,德国自然表示理解和支持。
  美国驻军问题也是阻碍德、日两国实现国家正常化的重要因素。目前,美国在德驻军包括陆军第5集团军、第1步兵师、第1装甲师和驻欧空军拉姆施泰因基地,员额多达5.7万人,甚至超过了驻日美军人数。如果日本借助新安保法逐渐走向正常化,未来美国减少在日驻军将是大势所趋。这样一来,德国也可以要求美国减少甚至撤离在德驻军。而且,如果日本军队能够走出海外,作为对二战历史反思更为彻底的德国,通过“在军事上走出去”实现“国家正常化”,也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宽容”。
  德、日的上述努力,也关系到两国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诉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和日本在经济取得迅猛发展的同时,一直在积极努力争取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2011年,巴西、德国、印度和日本“四国联盟”在联合国总部发表声明,要求安理会进行改革,让四国一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日两国相互扶持入常的诉求,也是德国政府对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表示欢迎的重要考量。
    经济方面:不断密切经贸和科技合作
  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价值观念还是社会体制,日本都是德国理想的经贸合作伙伴和进入亚洲市场的重要跳板。德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在西方经济不景气、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发展与日本的经贸合作,不仅能开拓日本市场,还可借助日本的平台作用扩大亚洲市场。此外,德国还需要日本投资参与原东德地区的兴建,并利用日本的科技力量来提升本国的科技水平。同样,日本要想进一步打入欧洲市场,增添同美、英、法等国打交道的资本,也需要进一步发挥德国的平台作用,加强与德国的经贸联系。
  就在2015年3月,默克尔对日本进行访问,经济合作是此次访问的主要议题。默克尔此行的任务之一就是推动欧盟与日本正在进行的自贸协定谈判。德、日的许多企业家和政治家主张进一步加强两国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以便在全球重要的工业领域保持优势地位。日本经济代表团近期访问德国时,就曾经与德方共同探讨两国在“工业4.0”的框架下发展共同标准的可能性。默克尔此行安排的项目包括参观科学未来馆,与科学家谈话,与机器人握手等。参观德、日工业合作的成功典型,目的在于突出德日在新技术领域合作的重要性。
    军事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间接和直接合作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日两国借助多边安全合作的平台,共同推动军事力量“走出国门”。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两国部队参加了波斯湾的扫雷行动。1992年,德国联邦国防军和日本自卫队向联合国驻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派遣了维和人员,两国还共同参与了1994年的卢旺达军事行动。“9·11事件”发生后,德国和日本共同加入了“反恐战争”的行列。德国派兵参加阿富汗的地面部队,日本则为在阿富汗作战的“联军部队”提供后勤补给,并将飞机部署在巴基斯坦。2002年,日本自卫队在东帝汶实施了二战后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德国联邦国防军则在1999年和2000年已与日本自卫队一起向该地区派兵。2003年伊拉克战争打响后,日本再次突破外交政策禁区,参与美军主导的军事行动。德国军舰在索马里为参加“伊拉克自由”行动的美英军舰提供护卫,而日本军舰则在海湾地区为美国海军舰艇补给油料。
  德、日之间的双边军事合作也得到了实质性发展。2007年4月,德国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容访问日本,并表示“将争取进一步扩大与日本的军事经济合作”。2008年4月,德、日首次进行联合军事演练:在阿曼海湾,德国海军的特混舰队和教练部队与日本海军的供给船和驱逐舰一起训练和演习。2013年2月,德国宇航中心在东京新开设了办事处,希望借此发展与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在军事航空航天领域的合作。
  
  对华关系:理性外交是正道
 
  建交后的平稳发展
  中、德两国于1972年建交后,双边关系稳步发展,日渐密切,特别是在科尔和施罗德执政时期。在科尔时代(1982—1998年),德国于1993年9月率先在欧洲出台“新亚洲政策”,并将中国列为外交工作的重点。科尔本人也于当年11月打破西方对华政治制裁政策,对中国进行访问,并鼓励德国企业来华投资,推动中德经贸合作走向全面发展。在施罗德时代(1998—2005年),两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2001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35.26亿美元,占中欧贸易总额的30.7%。2002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2004年,中德宣布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段时期也被称为中德关系发展史上的“黄金十年”。
  在这段时期,德国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主政德国的科尔和施罗德都非常重视对华关系,以战略家的眼光看待中德关系的重要性。科尔和施罗德分别曾四度和六度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和个人关系。第二,德国政府能够认识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干涉中国内政、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重要性,并积极推动欧盟制定《中欧关系长期政策》、《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以及《欧盟对中国政策文件》等重要战略文件,为中欧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开展合作奠定了基础。第三,德国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注重发挥两国经贸合作的互利性和互补性,不仅促进了中、德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信任,而且从双边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价值观外交理念的干扰
  在默克尔于2005年11月出任德国总理后的两年里,中德关系曾一度出现裂痕。一是德国开始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声称中国的发展模式将对大西洋两岸的民主体制构成挑战,强调德国应该在亚洲搞平衡外交,并与美国一道“努力防止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崛起可能导致亚洲发生动荡”。二是德国政府在技术转让、宗教和人权等问题上也发表了一些非理性的对华言论,并积极推动欧洲议会于2006年9月通过维持对华武器禁售决议。三是默克尔采取了一些破坏中德政治关系的举措,特别是2007年9月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导致中德关系出现“倒退”。
  中德关系出现上述问题并非偶然,而是内部和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从客观方面看,21世纪初中国的崛起和欧洲的衰落,使包括默克尔在内的一些人产生了心理落差。从主观方面看,默克尔积极推崇“欧洲中心主义”和价值观外交,倾向于按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来制定对外政策,突出强调资本主义自由制度和西方人权观,认为只有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伙伴关系才会有生命力。在她看来,中德两国虽然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因为价值观不同,必然会产生观念碰撞和理念差异。她所做出的一些损害中德关系的行为,也应归咎于价值观外交理念的干扰。
理性外交的回归
  默克尔执政初期的对华政策,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指出,“西方人最大的弊病就是自以为是,认为西方文化更加优越,中国必须听取其教导。”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国际政治专家桑特施耐德表示,默克尔固有的价值观及心态问题影响了中德关系的发展,德国大联合政府外长施泰因迈尔更是直言:“默克尔愚蠢的外交政策给德国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失。”
  不过,进入2008年以后,默克尔开始以理性的态度调整对华政策。在政治领域,自2008年10月以来,默克尔先后五次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保持密切的高层交往。在经济领域,中德经贸合作不断发展,双边贸易额从2006年的762.7亿欧元增至2013年的1616亿欧元。在安全领域,近年来中德两国在维和训练与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在科技文化领域,中德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并且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从中德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根据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早已不合时宜,理性外交、务实外交、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才是正道,才能切实实现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正如201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德期间表达的观点,中国需要“德国质量”,德国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市场和“中国速度”。这既是中德关系的经验总结,也值得相关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和发展对外关系时吸取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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