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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对外军售与中东政策

  长期以来,德国一直是国际军火市场上出类拔萃的武器卖家。近些年来,德国对外军售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和不少中东国家展开了密切合作。每一张合同的背后,除了军火贸易带来的真金白银以外,都隐含着德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立场和利益诉求。
  
德国军贸主要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成为西方对抗苏联的前线,国防和军工企业迅速恢复生气,不仅延续了本国优良的传统,也以盟国身份享受到西方军事强国的技术支援,在军工领域取得醒目的进步。时至今日,德国成为国际军火市场上备受欢迎的卖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德国的对外军售有3个特点。
  对外军售受到本国战略文化、法律及防务政策的影响
  二战后的德国作为战败国,在国防和军事力量建设上受到一定限制。这种限制并非来自技术上的短板瓶颈,更多来自战略文化、法律及防务政策的变化。从战略文化讲,德国通过反思两次世界大战的狂飙突进式的战略焦虑和战略进攻,试图摆脱狂暴式文化,转而寻求建立以促进和平为核心的战略文化。经过来自内外共同的去纳粹化、去军国主义化、实行民主改造等举措,德国战略文化的确发生了根本性转向,这种变化同时也得到法律的保障。联邦《基本法》里明确放弃了交战权,因此对外出口武器特别是战争性武器,很容易在国内引发争论。德国的《武器控制法》《对外贸易法和两用品管制条例》及相关修正案,都对军火出口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和限制。这种法律的规范和文化的塑造,直接导致德国奉行和平主义的防务政策,在对外军售上有着严格的程序和规则。从冷战结束至今,德国外部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更趋严重。作为欧洲的发动机,德国在对外政策上也处于调整和纠结的关键阶段。即便如此,德国的对外军售也基本遵循了本国战后传统,不出口可能造成大规模伤害或人道主义危害的攻击性武器,不向交战双方出售军火以免激化冲突和伤害,等等。这样的政策也决定了德国的武器出口主要用于增强对方抵抗外部侵略的能力,而政府和国防军工产业在对外出口武器时也很重视历史责任和“民主”标准。
  高质量军工产品助推了德国的对外军售
  进入21世纪后,德国军贸出口额长期位于全球军贸市场的前列,经常紧跟美俄,占据第三的位置。毫无疑问,“德国制造”的卓越声誉是吸引各国选择德国武器的重要原因。自19世纪末期以来,德国一直都是先进军事技术和装备的领先者和大胆尝试者。军工领域“德国制造”所代表的是创新、质量和威力。远的有克虏伯大炮、“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虎”式坦克等,近的有209型潜艇、“豹2”系列主战坦克等,都代表了不同领域军事装备的世界一流水平,深受各国青睐。仅以轻武器出口来看,2012年联邦政府批准的出口总额为7600万欧元,比起2011年的3700万欧元翻了一番。据德国政府公布的武器装备进出口报告,2016年德国全年交付的对外军售总额约为68.5亿欧元,是近30年来的第2高峰值。
  军售对象服务西方同盟整体对外战略的需求
  尽管德国已经成为西方阵营中的核心成员,甚至在欧洲具有明显的领导优势,但是德国战后确立的一个关键国家身份,就是同盟体系中的成员,这也决定了它的对外政策包括防务政策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同盟整体战略的方向。这主要表现在出口什么武器、出口给谁都不能与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政策相悖。以2013年德国武器出口为例,排名前5名的客户是阿尔及利亚、卡塔尔、美国、沙特和印尼。要么是传统盟国,要么是北约成员国,要么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区伙伴国。与此对应的是,德国也严格执行西方阵营对其他国家的武器禁用,例如在对华武器禁运上一直严守规矩。
  
德国军贸与中东市场
 
     中东因其长期复杂的安全形势和遍地的“土豪”,一直是国际军火市场的“金主”。德国作为重要的军火出口国家,在大中东地区有着众多客户,包括土耳其、沙特、以色列、卡塔尔等国家。加上德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对美国的“政权更替”持反对态度,这为其在中东赢得了不少加分,更受欢迎。2009—2013年,在德国军火出口总额中,中东地区就占了17%。2013年的上半年,出口“海合会”国家的军火就价值8.1亿欧元。这些客户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个国家,以色列、土耳其和沙特。
    德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十分微妙。自犹太人实现独立建国的理想之后,曾在二战中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的德国,一直对以色列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从内心讲,战后深刻进行反思的德国对犹太人怀着沉重的负罪感,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殉难犹太人纪念碑前的惊天一跪,正是代表了德国正视历史、为历史赎罪的价值取向。从现实角度看,以色列是美国乃至西方在中东的最重要的军事盟友,也是西方在中东防御伊斯兰势力的代言人,西方国家的军火库一直向以色列慷慨敞开。
    近年来,德以间最大的军火交易就是“海豚”级常规潜艇。这种潜艇能够执行阻拦、攻击、特种作战、侦察等任务,第2批次的还装有先进的AIP系统。它有10个鱼雷发射管,除了发射鱼雷外,还能发射巡航导弹攻击上百千米外的海上或陆地目标。目前,以色列一共采购了6艘此型潜艇,其中头2艘为免费获得,其余也是以优惠价格入手。其中第5艘“拉哈夫”号于2016年1月抵达以色列,包括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总统鲁文?里夫林、国防部长摩西?亚阿龙和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等政界军方重要领导人出席了欢迎仪式。内塔尼亚胡宣称,“我们的潜艇舰队会对那些想要摧毁我们的敌人造成威慑,使敌人的目标无法实现……他们必须要明白,以色列有能力遏制企图攻击我们的敌人”。2015年,德国还与以色列签订了价值4.3亿欧元的合同,将由德国蒂森克虏伯海洋系统造船厂为以色列海建造四艘轻型护卫舰。以色列时任国防部长哈雷尔少将表示,“这个合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代表了以色列海军能力将有显著飞跃,能更好的保卫以色列政府在海上数十乃至数百千米外生产天然气的战略基地”。
     德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另一个大客户是土耳其。从历史上看,土耳其和德国有特殊关系,一战中土耳其是同盟国一方,二战中土耳其长期与纳粹德国暗通款曲,输送物资支持后者,直到最后时刻才在压力下对德宣战。战后两国又都加入北约,为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关系比较亲密。土耳其军队的武器装备国产化程度很低,主要依靠美国、德国等北约军事盟友出售各类先进武器。进入21世纪后,土耳其的地缘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德土关系进入蜜月期。在2005年的时候,土耳其曾大手笔从德国购买了354辆“豹”2A4型坦克,虽然是德国国防军使用过的二手货,但战力依旧令人生畏,也使得土耳其成为世界上装备“豹2”坦克最多的国家。2016年,德国向土耳其出口的武器价值就接近8400万欧元,主要包括导弹、鱼雷、炸弹、轻型武器及军火等。
     德国和沙特间的军售关系比较复杂。以往德国顾忌以色列的感受,同以色列的中东对手保持着谨慎的关系。不过最近这些年,中东地区地缘形势的变化推动了德国和沙特的靠拢。随着遏制伊朗势力上升、打击什叶派极端势力成为很多中东国家的目标,以色列和宿敌沙特在此问题上形成了事实上的“战术性同盟”,以色列在一定程度内并不反对沙特增强遏制伊朗的军事努力,这也让以前在以色列和海湾国家间小心拿捏分寸的德国如释重负,在继续向以色列出售军火同时,也开始向沙特等“海合会”国家输出武器装备。2011年,德国和沙特签署巨额军火合同,沙特将从德国采购数百辆坦克。德国高层曾经在评价对沙特出售坦克一事时明言,“我们希望在阿拉伯世界建立和扩大伙伴关系,这符合我们国家的外交利益。”次年,德国又批准向沙特出售价值12亿欧元的军火。2013年,德国防务公司坦克制造商克劳斯-玛菲·威格曼公司又赢得了为卡塔尔提供火炮系统和86辆坦克的合同,价值18亿欧元。
政治雄心与价值观冲突
 
  从传统上讲,德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比起英法美等盟国而言,要弱得多。但是,军贸关系的发展,并不只是单纯地受经济因素影响,里面蕴含了更多的政治和战略考虑。德国对中东地区军售如此活跃,很大程度也是要借助这个杠杆,支撑本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借助这个小支点,撬动局势发展。因此,即便武器出口在德国依然是敏感甚至争议性的话题,但总理默克尔在向中东出口军火问题上坚持了“铁娘子”的姿态,坚称这样做的目的是维护地区脆弱平衡,提高有关国家防御侵略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支持增加对中东军售的人士还反复强调,对外军售关系到德国国内80000多个军工就业岗位,利益重大。
  不过,很多时候,对外军售是带有强烈政治属性的,它往往不仅能对对外政策产生影响,有时还会反过来引发国内政治的厮斗。
  近年来,由于欧洲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威胁,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冲突之后,位于冲突前沿的地区和国家加大了军备投入,这也让德国装备更多地走出国门。2016年,德国“战争类武器”出口为25亿欧元,是冷战结束以来最高值。同时,向“非欧盟和非北约成员国”出口数量明显增加。一些东欧国家、波罗的海三国等都已经开始大量采购德国二手装备。中东也是如此,埃及、卡塔尔甚至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都获得了德国装备,这种变化显然是要配合西方国家巩固与中东极端伊斯兰势力、俄罗斯之间的前沿阵地。德国对中东的军售虽然不像美国那样以大规模出售主战装备为特征,但也遵循政府确保中东稳定、提高地区影响力的目标,通过向主要国家出售先进武器,实现本国的地区利益。
  当然,军售绝不是单纯的商业活动,更不是慈善活动,而是带有明显政治目的性的活动。就拿德国对土耳其的军售来讲,当初决定向土耳其出售“豹”2坦克时,德国政府的决定曾遭到质疑,但德国认为土耳其基本具备加入欧盟的条件,特别是人权状况大为改善,不违背德国武器出口的原则。可是近期德国宣布准备冻结对土的军售项目,看似自己打自己脸,但也绝非心血来潮,主要受到2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2016年土耳其爆发了未遂政变,埃尔多安在平息政变后,开始在国内进行“清洗”和大搞权力集中,被西方认为是走向独裁统治,由此引发了美德法等对土耳其的批评。埃尔多安在今年4月举行修宪公投前,试图派人到德国的土耳其人中去拉票,却遭到德国阻挠,埃尔多安十分愤怒,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德国外交部长西格马·加布里尔公开表示将考虑重新定位对土耳其的政策,“这包含各个领域,包括国防出口政策”。2017年1—8月,德国向土耳其出口武器价值达2500万欧元,比2016同期的6900万欧元,已经呈现明显下滑。今年7月,德国政府已表示将审视与土耳其达成的全部军售项目,并暂停交付武器。
  第二个因素是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眼下北约与俄罗斯军事对峙形势严峻,而土俄虽然发生过前者击落后者战机、后者炸毁疑似与土有关的极端分子车队的事件,但从现实利益需求出发,土俄戏剧性地相互靠拢。近日土耳其宣布采购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就是向北约和欧盟发出抗议的信号,引起了北约强烈不满。因此,9月11日,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再次以“人权和法治”为名对土耳其进行敲打,表示“德国已经叫停对土耳其的大宗武器交易,数量庞大”。 德国此举可以看作是北约对土耳公然与俄罗斯“勾肩搭背”的一种惩戒和警告。土耳其政府也“怼”德国称,德国实行“双重标准”,是在“敲诈和威胁”,埃尔多安更是话里有话地说,当年施罗德在位时德土关系如何亲密,对默克尔无疑是公开的蔑视。不过,默克尔表示德国不会全面冻结对土耳其军售,只是冻结部分武器的交付,她强调,“土耳其是我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德国同土耳其共同致力于打击‘伊斯兰国’,所以德国要认真考量每一个决定”。总理和外交部长看上去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背后其实还有针对大选的较量。根据最新民调结果,加布里尔所在的社会民主党落后默克尔阵营13至14个百分点,围绕军售和对土耳其政策的分歧,很可能也影响到国内政治的走向。
  至于以色列,虽然两国在德国武器进出口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但其中也涉及到复杂的政治动机和灰色地带。德国向以色列提供“海豚”潜艇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交易。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以色列遭到伊拉克“飞毛腿”导弹攻击,战后德国公司被揭露出曾为萨达姆的“飞毛腿”导弹项目提供技术帮助。为平息以色列的不满,德国科尔政府表示愿意恢复之前与以色列因经费原因放弃的潜艇交易,向以色列免费提供2艘“海豚”级潜艇,第3艘也以优惠价格卖给以色列。以色列海军对潜艇十分满意,后续一共又追加采购了3艘。但庞大的交易背后,很容易会沾染上腐败和政治斗争。今年9月3日,以色列警方拘留了包括总理内塔利亚胡亲信、前办公室主任在内的6人,理由是涉嫌“经济罪和腐败罪”。被逮捕的还有内塔尼亚胡的私人律师戴维·希姆龙和以色列前海军司令埃利泽·马罗姆。这也被称为“潜艇丑闻”,起因就是在2016年时,内塔利亚胡签署了从蒂森克虏伯公司购买潜艇的框架协议,而希姆龙被媒体披露是为蒂森-克虏伯公司的以色列代理商工作,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亚阿隆对此曾予以反对。此外,在2012年的时候,以色列还想从德国采购超过100辆的“野狗2”多功能全防护型车,价值约10亿美元。德国政府曾对此犹豫再三,原因就是担心这些车辆将被以色列用于巴以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军贸领域的波动,反过来也会影响德国国内对待军贸的态度。从德国社会整体舆论来看,虽然德国制造的武器在国际舞台上给德国带来了荣耀,但民众大多对武器出口持反对或者消极的态度,这也与战后和平反战文化氛围相呼应,成为政治家和党派不得不考虑的民意基调。反对党派通常会对执政党在武器出口方面的做法高度关注,并对任何含有战争煽动、冲突扩散作用的军贸交易提出质疑和批评。一直以来,绿党人士就以此指责默克尔政府,认为对外武器出口的不断增长,让政府承诺的严控武器出口就像一场“滑稽剧”。正因为如此,默克尔政府对中东军售一直遭到国内尖锐批评,认为她“道德溃败”,忽视了这些国家糟糕的人权状况。德国和平运动人士雷纳·布劳恩把这些军售称为“德国政治的重大丑闻,并违反了德国法律”,用“完全非民主的体制”来向海湾国家出售军火,是因为“相信支持这些政权可以确保德国获得想要的资源”。反对人士还就此讽刺默克尔“成了阿拉伯君主们最喜欢的女朋友”。
  在2013年的时候,德国绿党和左翼党对政府与沙特的军火交易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德国军火出口已经偏离了限制性出口的政策,忽视了人权报告,“德国的军火出口已经完全失去控制,德国的军火生产商几乎毫无底线可言,在军火出口中充斥着无耻行径”。即便默克尔在这一问题上也有所顾忌,一方面,德国认为沙特的人权纪录确实不光彩,很多政治人士都向默克尔施加压力。现任外交部长西格马·加布里尔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长期以来都表示要对德国武器出口进行更严格的管理,认为“德国出口武器的基本原则在过去几年里被忽略了”。另一方面,德国国内民众情感基调也不敢轻视。据当时一个民调显示,78%的德国人认为政府应该停止向沙特出售武器,60%的人希望断绝经贸关系。这也导致这笔坦克交易进展不顺,甚至可能面临取消的前景。
    作为对外政策工具之一的军售,对于在国家雄心与和平主义文化之间纠缠的德国而言,可谓一柄“双刃剑”,未来德国的军售问题将更加紧密地与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特别是防务政策转型联系在一起,并对周边地区的安全合作与国家间关系产生连锁影响。(胡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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